日前，民政部回应河南兰考“1·4”火灾事件时承认孤儿救助体系存在漏洞，称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，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；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，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。记者昨天从有关渠道了解到，目前儿童福利条例草案已起草完成，针对儿童成长中遇到的各类风险如大病、残疾、被遗弃等，今后有望建立一个预防、发现、干预机制，各层级拟建立儿童服务机构，配备专人担任儿童保护工作。 

　　■草案内容

　　各级拟建儿童服务机构

　　据了解,民政部于2010年启动了儿童福利条例的起草工作，并于去年完成初稿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、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作为起草专家之一，一直参与其中。

　　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儿童福利处的组织下，众多专家们从2010年就开始致力于儿童福利条例草案的起草。至2012年下半年，经无数次讨论、修改，儿童福利体系的草案最终完成。

　　“只有有了机构和专门的人，才能更好地开展儿童工作。”起草过程中，童小军等专家建议，儿童福利条例中，首先应明确，要在各层级建立儿童机构以及人员的专业化、体制化，包括社区、区县等层级，最低一级设在社区或村庄，叫儿童服务中心，来开展儿童福利服务。

　　除了建立专门机构、设置专门的人员之外，童小军等专家建议，还要建立各个层级的协调委员会，该委员会包括各个部门，如卫生、医疗、教育、公安、司法等，以满足儿童的各种情况需求。同时，机构如何建立、承担责任、相应政策以及资金保障等，也应在条例中规定。

　　童小军认为，理想情况下，建立机构如上升到国家层面，就应设立国家级的儿童机构如儿童福利局。

　　据了解，参与起草工作的专家意见将在草案中予以体现。

　　记者同时了解到，十二五期间将力争在全国每个50万人口以上的县城都建立至少一个儿童福利机构。

　　社区将实现儿童风险预防

　　“由于不是立法，只是条例，所以其更多的应是预防。”童小军说，儿童最佳成长的环境就是家庭，所以要把所有在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可能遇到的风险都要预防住，对每种风险都要有应对策略和服务，“这种预防的政策就是福利。”

　　童小军说，对于父母来说，儿童这个脆弱群体可能出现的风险，包括家庭贫困、失业、大病、服刑、逝世等等；对于孩子来说，则是孩子的身体状况和社会交往中可能出现的问题，如残疾、心理问题等等。

　　专家建议，条例应该明确儿童各种风险的预防、发现、干预机制，比如贫困、家庭暴力、辍学、大病、残疾、艾滋病儿童等儿童的各种情况，并针对这些风险给予相应补贴；其次，还应给予后续帮助，如治疗后的康复工作、教育等。

　　■专家观点

　　儿童保护须国家层面立法

　　目前，尽管国家的各类政策已经为儿童拉上了一个网，但这个兜底的网“太破、漏洞太大”，所以才会不停地有孩子被伤害。

　　2011年，我国开始推行孤儿津贴政策，这一度被一些专家认为这一年是我国儿童福利开始的“元年”。

　　但童小军并不这么看，“儿童保护现在在我们国家基本没有概念，到现在儿童福利仍旧是一个空白。”童小军说，儿童作为一个权利的主体，没有一个整体的法律是专门针对这个群体的。目前针对儿童的法律有两部，一个是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一个是《收养法》，但前者只是倡导性、理念性的，不具有操作性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找不到一个具体对应的执行部门。

　　除两部法外，我国还有针对儿童如孤儿、流浪儿童等各类政策，“这些政策解决的只是纯粹的问题，而不是从儿童的角度系统地真正地保护其成长。”童小军说。

　　在童小军看来，父母作为孩子的自然监护人，很多时候可能失能，比如遭遇意外、失业、精神病患者等，或孩子遭遇大病、残疾等情况，“这种情况下，是需要国家来兜底的，但现在大多是依靠家庭，国家的责任没有很好地限定。”童小军说，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是家庭，这就意味着国家应该给家庭最大的支持，帮助其完成让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的责任和义务。

　　童小军说，儿童福利条例草案尽管已起草完成，但童小军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。“民政部只管儿童福利工作，只能做到这样（指起草儿童福利条例）。”童小军认为，儿童保护要立法，一定要通过国家层面来进行，且一定要细致到各层级人员该做什么。在儿童成长过程中，所有可能接触到的专业人员如教师、医生等及家庭监护人，国家都应该通过法律来规范这些人的行为，什么样的行为是不能做的，一旦做了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，必须要予以明确。

　　■先行者

　　120村试点儿童福利项目

　　“在试点村，每一个孩子的信息、状况、需要何种服务、是否需要干预、需要何种干预等等，我们都知道。”童小军说。

　　于2010年5月启动的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，旨在探索儿童福利服务递送体系的建设路径。该项目由民政部牵头，在四川、河南、新疆、云南以及山西五省区十二个县的120个村展开试点，项目计划执行至2015年。

　　何为福利递送体系？童小军解释说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儿童工作是福利行政，而没有福利服务，“我们（行政）只是管拨钱，在此体制之下把经费一层层拨下去，但是没有人来看管这些经费，拿到津贴的人生活是否改善、改善到什么程度、有无新的需求等等这些问题，是福利行政无法回答的。”童小军说，必须要开展福利服务，应对个性化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，而此次项目实践即是要把福利服务补充进去，使福利行政更高效。

　　“当时选择在农村开展的理由是，若在农村地区做成功了，那么推广到全国则不在话下。”作为该项目的指导专家之一，童小军说，该试点旨在建立一个综合性的预防、发现、报告、干预的全面机制，试点情况须定期向民政部汇报。

　　该项目试行迄今已经3年，“现在试点村基本框架已经搭成。”童小军说，试点地区建立了专门的机构（儿童之家）、专门的人员（儿童福利主任和项目主任队伍）、督导培训机制（专家对口支持）等来开展儿童福利工作，并基本形成了“以儿童为中心、以家庭为基础、以社区为依托”的儿童福利服务递送体系的雏形。

　　“通过试点，处于困境中的儿童状况得到明显改善。”她举例说，现在在社区里，谁知道社区里有多少孩子，是什么状况？“此外，现在针对困难家庭提供救助的低保制度，并未纳入儿童视角，但在试点村，只要家里有儿童、又符合低保条件的，都会将其纳入低保。”